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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都是全球化遇到的问题，但是我认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还是在资本，因为我们没有资本的时候，我们提出来用市场换技术，就是我们的汽车行业。但是这些年下来，我们事实上整个市场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，但是真正换了多少技术呢，还很难说。相反另一方面，正常地来讲应该是资本换技术，用资本来买技术，其中有一个不敢说是非常贴切的案例，但是我们的高铁很可能是属于这一类的案例。

虽然有大量用户反对“信息流”这个产品，认为自己的信息会暴露给其他用户，侵犯了自己的隐私。有人甚至在Facebook的办公室楼下游行示威。但数据结果证明，上了信息流的Facebook的确流量比之前同等用户的情况下大了两倍。之前只有10%的用户反对的产品改动一般就会被否掉。但是扎克伯格这一次非常坚决。也是当时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。信息流给Facebook带来的流量和商业价值应该是至今为止最大的。也是Facebook公司产品史上最伟大的决策之一。

但它说到底还是一家科技公司。虽然客户获取更加依赖于线下的方式，但担保、放款和收款也都是通过线上来进行。公司向它递交申请材料的过程是完全无纸化的，所收集的数据也会在古尔冈集中分析，并且在线完成放款和收款。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同时，它也坚持了传统的方法，比如了解库存、员工等，这样有助于更好地为其做出担保。

在笔者看来，说谷歌通过搭售排挤了竞争，这一点是很难成立的。原因很简单：消费者的转换成本实在是太低了。现在，大量软件都是免费提供的，如果你对预装的软件不满意，大可以花上一分钟将其拆卸，再去安装有类似功能的免费软件。认为通过手机预装就能获得竞争优势，从而在市场上保持不败，这一点实在很难成立。

那么，在个案中，人们应该怎样看待搭售行为，评估它的影响呢？关于这点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曾提出过一个分析的框架。在梯若尔看来，在分析搭售行为时，需要考虑三个问题：（1）搭售行为是否会妨碍市场上的竞争？（2）搭售行为是否会对消费者的福利造成损害？（3）是否需要对搭售行为进行法律救济？

宗庆后的遭遇，值得细细品味。另外，李宁、俞敏洪也被相关部门推荐上去，后来中央公示的时候，没有出现在最终名单里。03厉以宁、林毅夫入选，吴敬琏、张维迎落选过去四十年里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是争论的焦点。体制的力量也无法准确把握住这里的边界和尺度。于是，就有了经济学家在一旁把脉，帮助中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